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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报》日前报道，天津大学校长龚克邀请多位院士来为学校的博士、硕士和新聘任的博士生导师们专门上了一堂学风建设课。课堂上，龚校长自爆“家丑”：因为发现作弊，天大去年追回了两位已毕业博士的学位证，一位已经保送研究生的本科生因为毕业前最后一次考试替考被开除学籍。他感慨地说：“我们的创新型国家如果没有严谨的学风做保障，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房子。”
龚校长将学风问题上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思路清晰；天津大学“维护科学道德、遵守学术规范”，严肃处理舞弊的学生，值得称道。
但在为天津大学和龚校长之举叫好之际，笔者又颇有疑问：难道天津大学仅有学生违反“学术规范”？两位已毕业的博士作弊，导师究竟有没有责任？导师是否有教育不严或失察之责？
有疑问的恐怕不只笔者一人。
科学道德问题的确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关注。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制定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处理不端行为暂行办法》，并依此对涉及剽窃、在申请基金时弄虚作假等违反科学道德的个人“实名通报批评”，并予以相应处罚。
在骇人听闻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进事件”后，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一年多来，对“陈进事件”的处理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中国科学界到处莺歌燕舞。要不，该联席会议的成员怎会无所事事，没有对任何一件学术腐败事件做出处理呢？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学术腐败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不少此类事件证据确凿，当事人违反科学道德的程度远比天津大学处理的三个学生来的严重！
“陈进事件”后就有人告诉《纽约时报》记者：“陈教授实在不走运，他作弊被抓住了，我认为还有其他人在研究中造假，只是他们还没有被抓住。陈进事件可能不算是最严重的。”
“新语丝”上的大量举报也绝非无中生有。
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学生违规导师就应该“连座”，但“教不严”至少是“师之惰”。导师对学生违规眼开眼闭者有之，怂恿学生违规也时有所闻。而一旦东窗事发，导师往往用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或开脱，甚至把学生推到前台。结果，被处理的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潜规则”难道不是如此吗？
而如果仅仅处理学生，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其实就是鼓励“在沙滩上”建“创新型国家”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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